在以专制集权为特征的我国古代政治史上，中央权力机构内部分歧与争论的规模，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。一旦争议升级，双方便多结为夙怨，甚至必欲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。至于持不同政见而又互相礼遇或友善相处者，可谓凤毛麟角。距今九百年前，北宋元祐元年（1086）四月初六，王安石病故于江宁（今南京市）。同年九月初一，司马光逝于汴京（今开封）。在古代政治舞台和文化学术苍穹，同一年陨落两颗巨星，堪称巧合。而在变法风潮中，这一对杰出人物既是故友，又是政敌的微妙关系，尤其耐人寻味。说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故友，不仅因为他们“十有馀年，屡尝同僚”，更重要的是他们“游处相好之日久”，“平生相善” 。他们都曾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与举荐，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。在各自文集中，至今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。其中王安石别出心裁的《明妃曲》，及欧、梅、司马等人的和作，一度在都下盛传。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最笃厚之时，当属共同担任馆职，即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。连同另外两位同僚韩维、吕公著，他们“特别友善，暇日多会于僧坊，往往宴谈终日”，“时人目为'嘉祐四友’”。他们一同修录国史，在春日里赏花钓鱼，于宴会上即兴题诗，还会相约沐浴游嬉。在崇政殿饮酒，在琼林苑赴席，在太液池畔漫步，在学士院里探讨学问，都留下了他们比肩的身影、傍行的屐迹、并坐的笑语和递吟的佳句。王安石是临川人，比司马光小两岁。他敬重司马光“操行修洁、博知经术”“文学行治，有称于时”。司马光是夏县（今属山西）人，比安石早两年中举进士。他钦佩安石“才高学富”“议论高奇”“友爱诸弟”“刚直不屈”。他们有着类似的品格与志趣，“不爱官职，不殖货利”，勤奋刻苦，“难进易退”。作风和习尚也相仿，不嗜饮酒、不好声色、不喜奢靡、酷爱读书。甚至连秉性和怪癖都相近。正因有诸多类似与共同之处，他们彼此的“倾慕之心，未始变移”，就连租赁住宅，王安石也愿与司马光做邻居。由于长辈和嘉祐诸友的交口称赞，王安石很快“名重天下”。“远近之士，识与不识，咸谓介甫不起则已，起则太平可令致，生民咸被其泽矣！” 所以，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，欧阳修专函致贺，司马光弹冠相庆，韩、吕等诸友都摩拳擦掌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。这年五月，司马光发现吕诲暗藏弹劾安石之文，竟愕然不解，全力劝阻；回到学士院后，跌坐终日，也想不出安石究有何“不善之迹”。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，复杂、动荡且危机四伏。北宋政权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新因素和变化，已无力应对。要么革除弊端，适应新情况；要么任旧局面持续，走向覆灭。早在安石之前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察觉到风暴的端倪。对此，王安石和司马光等都有更明确的认识。尽管在激烈争辩中，司马光有过“保守”言论，但在他平素的言论里，不难发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。实际上，当时变法已是大势所趋，问题在于如何变法。从熙宁二年夏秋起，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变法方案，将“众人”“是非”和“四国流言”置之不顾。这场变法涉及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。其雷厉风行之势，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；影响广泛，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；斗争深刻，足以使和睦的家庭分裂，笃厚的挚友反目。正是在推行新法与反对新法的激烈冲突中，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，分别成为对立双方的旗帜 。熙宁三年，春风中夹杂着几丝寒气。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，起初是观望。待发现问题严重，可能事与愿违时，他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。作为大臣，他用激烈言辞弹劾安石；作为故友，他又三次投书，劝谕安石不可“用心大过，自信太厚”，以“尽益友之忠”。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，不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，但对这位旧友本人，则“赐之诲笔，存慰温厚”。司马光担忧的，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，还有某些“谄谀之士”开始取代“忠信之士”，成为新法的支柱。他提醒安石，莫被这类小人出卖。对于司马光的担忧，安石并非没有考虑，只是新法一旦推广，局势瞬息万变，若因反对声而停滞不前，难道要让变法半途而废？王安石的胆识和勇略确实超人。然而，他的新法推行过于迅猛，难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或许正因他推进速度太快，众友人才被远远甩在身后。清除社会积弊，本就是艰难之事。要让一个政权不断适应复杂的经济变化，尤其不易，特别是当这个政权本身的弊端尚待清理之时。哪怕是纯然善意的惠政，也可能在某个执行环节中沦为劣迹。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众多分歧，大多属于方略、技术和手段的差异。用司马光的话说，“光与介甫，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”。王安石也承认，他们“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”。司马光一时无力阻挡变法风潮，便辞位离京。他长期退居洛阳，专心治学，十五年如一日，撰就史学宏著《资治通鉴》。几年后，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，接着又遭遇家庭不幸。他毅然捧还相印，归隐江宁谢家墩。谢家墩，安石取名为“半山”。他常于“半山”小宅静卧，嚼着石莲，研究文字学；也不断跨驴出游，前往定力寺探索禅理；或者用囊装十数枚饼，终日在山野间行吟。与叱咤风云、发号施令的朝堂生活不同，这或许才是他文人学者的本色。他有时会思念旧友，会突然转头对人说：“司马十二，君子人也！”若无人回应，他便自语，将这同一感慨重复三四遍。丙寅年的暮春，三弟给安石带来旧友的消息。他意味深长地慨叹：“司马十二作相矣！”六十七岁的司马光，真的回京执政了。而且，他一改稳健作风，拿出王安石般的气魄，逐条废弃新法，挨个撤换变法派。苏轼对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，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，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醒，他都置若罔闻。只有蔡京的逢迎让他欣慰。他如此匆促急切，仿佛迟缓一步，新法便会根深蒂固而无法撼动。就这样，当年批评安石“执拗”的司马光，如今比安石更为执拗！或许正是新法遭受重大挫折的消息，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，致使他溘然长逝。噩耗传至开封，传到同样衰病不堪的司马光耳中。司马光深感悲憾。他预感到安石身后，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。他立即抱病作书，告知右相吕公著：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······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。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！”根据司马光的建议，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——太傅。王安石与司马光身后的荣辱际遇，后来有诸多变化，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，大体相同。彼此友谊深厚，各项重大分歧也毫不涉及个人利害冲突。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，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。正因如此，在政策争辩中，他们各执己见，寸步不让，毫不留情；然而在个人之间，却依旧恪守友义，不负往昔情谊。既没有权势的倾轧、阴险的残害，也不曾互相诬谤、暗中中伤。正如宋人冯海所说：“王安石、司马光，皆天下之大贤。其优劣等差，自有公论。”关于熙宁变法的研究，能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，留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，也颇有意义。不同政见者互相礼遇和友善相处，体现了中国古老文明中包容、理性的一面，值得后世借鉴与思考。 此外，他们的故事也反映出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即便立场对立，仍能保持君子风度与高尚品德，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 

从更深层次看，他们的分歧与和解，为后世处理政治矛盾与人际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范例，警示后人在追求国家发展与进步的道路上，要平衡好改革与稳定、原则与情谊的关系。 他们在学术、政治等多方面的成就与作为，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化与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，不仅能了解过去的兴衰成败，更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智慧，以更好地应对当下社会中的各种挑战与矛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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